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曾几何时，这句话是我们的座右铭，时至今日，依然却不知道我们几个兄弟是否真正做到。下面就随意说说本人和几个好友的创业路，只是简单叙述一下，各位勿拍砖。

本科毕业那会儿，几个好友约我一起创业，奈何家中经济条件有限，加之我要考研，起初是婉拒的。只是架不住好友的热情，又由于自己的虚荣心，最后东拼西凑拿出两万八千块算是入股。于是乎哥几个就以二十万注册资金开了一家小公司，起初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第一年，兄弟们几个很拼，目标仅仅是积累经验，不让公司垮掉。起初的八个月中，我们只接到一个项目，而且作为二级分包。待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得到了上家的大加赞赏，尽管最后核算之后我们亏了六万八千三百四十二块（这个数目我们几个依然记得），哥几个还是很开心。我们原计划利用我依旧在学校、可以获取各种技术资源的情况为公司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事实上我也的确这么做了，不过现实没有那么简单。学校里的确有不少新的应用型技术，但这些技术立刻转化成为成熟的产品，不是我们这种小公司可以轻易而举完成的。

第二年，经过我的关系，公司接下来为我所在的高校制作一批单片机教练器的项目，由于口碑不错，加上利用人脉走动和极好的售后服务（我们甚至提供现场教学）以及我的导师的扶持，先后又有两个高校向我们订购了产品，半年内公司为此盈利了八万多。说实话，虽然赚得不多，还被一个做房产经纪的中学同学嘲讽过，但我们几个依旧很乐呵了好久。但显然光靠这些公司是没法维持，所以我们也开始卖工控机、为一些公司编写行业软件等。这一年公司依旧亏损，几乎连营业税也付不起，但咬咬牙，我们坚持下来。到了年底，兄弟们因为公司之后应该走的道路发生了争执，矛盾的焦点是两个兄弟认为公司人少，应该把技术重点放在DSP上，而另一派则认为DSP通用性不高，不适合搞公司，继续搞ARM+Linux才是王道。最后，要搞DSP的两个兄弟走了，如今他们也没从事DSP，一个在一家国企当副总工，另一个在考了公务员去了环卫局。

第三年，公司加上我只剩下五个人，而我在下半年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外企。这一年公司不温不火，凭借着和学校的关系，勉强收支平衡。在此期间，我们给其他单位当分包，做的项目有行车记录仪、PLC教学器材、地面沉降检测系统等。同时我们开始正式对外承接以PLC为核心的系统设计项目，外加卖PLC模块，虽然之前我们对于可编程控制系统不待见，但毕竟这个上手快，设计周期短，来钱快。而在年底的时候，公司法人代表老何家中拆迁，赚大发了。老何也算豪气，立刻拿了十五万出来给大家发奖金，我坚持没拿，但老何还是把钱打到了我卡里，这笔钱我没有动过，很多年我还给了他的家人，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在了。

第四年，老何凭借着自己的厚脸皮和三寸不烂之舌给公司接了不少项目，前三个月公司的账面收入就远远超过之前的三年，但无奈的是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是靠卖工控机和相关硬件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上面，而非我们几个老本行。我们和一所高校建立了正式合作关系，给公司之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一个在惠普的同学老魏加入了我们公司。公司的软件狂人老赵接了一个oracle项目，我给公司接了一个污水处理系统项目，就这两个项目，让我们这家小公司账面上赚了不少钱，代价是我瘦了十多斤，老赵年中的时候胃穿孔。公司人手不够，老何就开始张罗招人。毕竟是一家小公司，我们招不到有经验的老手，只能招一些非211和985大学的毕业生，然后手把手地教他们，给他们积累经验。由于老何看人很准，招的五个大学生人品都不错，悟性也很高，如今这几个人依旧在公司里。人手够了，老何自掏腰包坚持要继续搞技术研发。而这一年，老何结婚了。而在因为外企的那个项目，在天津待了一年。

第五年，我与所在外企闹矛盾，理由是他们升了我所在团队里的一个人而不是我，这让我很恼火。火大的理由并非是妒忌，而是因为那小子把设计的东西都说成是他的，在老板那里争执的时候他坚持说那些设计都是他的，即便我拿出了原始图纸，老板也不置可否，于是心灰意冷之下我打算走人。而恰巧在这个时候，老板听到了我要走的风声，立刻升了我的职，调到其他团队当项目负责人。也就是这一年，公司开始越做越顺，几乎做什么项目都赚钱。老何当了爸爸，得意之下有些忘乎所以，在一次参加中学同学会之后酒驾被查，在派出所里呆了两天我们才把他捞出来。公司搬到了一个新的办公点，又招了几个新人，大部分是文职人员。

第六年，我原本所在团队里的那个人又想偷我的设计，我让他在进行产品演示的时候在客户面前出丑，不出意外，老板要责罚我，于是二话不说立马走人。而那小子也被老板踢了，因为在行业内名声臭了，改行去了汽车销售行业，具体干什么不清楚，据说混的还行。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司，挂上了副总经理的头衔。在公司待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公司过于偏重技术层面，而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非常落后，由于公司成员只有二十多人，问题还没显现，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遇到的瓶颈也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讨论几次，我们几个工科毕业的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让我用以前那家外企的管理方式，但我说人家一个分公司就有十几个部门和项目组，我们才三个部门，没法用。这个时候还是老何有办法，请了一个以前在国企当领导的退休人员吴总给公司当顾问。之后看来老何这招的确够厉害，吴总为人随和，而且对于我们给出的收入并不在意（这个我们很在意），他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意见，但从不直接插手我们的决策。此外，公司前两年虽然接了不少项目，但一些公司欠了我们的款项依旧没结清，给公司资金链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好在老何南征北战，去那些公司据理力外加争撒泼打滚，要回了不少钱。我们都知道老何出手，必定会讨回钱，从不失手。在一次从郑州回来之后，老何一直咳嗽发烧，让他去三甲医院看看，他就是不肯，最后还是被我们几个硬拉着去了医院，经过了两个医院的复查，从不抽烟的老何被查出肺癌。

第七年，老何走了。当老何病倒之后，我们就发现作为核心人物，老何的缺失对公司影响极大，直接影响公司的运作。公司的经营、业务甚至是讨债之前几乎都是老何一人包办。所幸这个时候吴总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老何离去之后，谁继任老大成了难题，众人提议让我上去，而我很清楚自己在技术层面有值得装逼的地方，但在管理上我最多也就只有管理项目的能力。因为这个问题，我几乎和众人吵了好几次。吴总看不下去了，私底下对我说，虽然我的管理能力一般，但是如果我不做上那个位置，整个团队就垮掉，因为那些人虽然一起创业，但彼此之间都有分歧。于是我成了公司的老总。但还是有两个最初的元老走了，我不怪他们。若非公司之前几年盈利不少，以我当时的能力，根本没法支撑公司正常的运作下去。到了年底，公司依旧盈利，而我明显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私下里变得阴沉、沉默寡言，而在客户面前又是另外一幅那种以前让我厌恶的嘴脸，已经完全丢失了那种技术人员拥有的傲骨。

第八年，公司的规模发展到了六十多人。说实话，我认为我们公司发展速度算是比较慢的，而所谓的稳扎稳打也只是别人酒桌上吹捧我们的胡话，我们的更多的是随波逐流。当初创立公司的目的有很多，比如自己当老板可以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但自己当老板了要看客户的脸色。又比如要赚大钱，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我们赚了钱，很多人成了工作狂，不会正常的生活了。空虚和无奈时刻围绕着我们几个，更何况我们几个也没赚大钱。亲戚朋友以为我当了老总，年收入有百万，而我只能笑笑，因为即便和他们说别说百万、连五十万都没有，他们也不会相信。有的亲戚想让自己快毕业的孩子进我们公司，我只能婉拒，因为我知道我们公司还很小，就这种屁大的公司还搞关系纯粹是胡闹。整个一年，我除了管理公司，也做设计，尽管有人说没必要，但我依旧坚持，因为这能让我多少觉得管理公司不是一个包袱。

第九年，公司运作正常，但看似公司发展顺利，一旦我们松懈下来，很快会在行业竞争的大潮之内被淘汰。总结这一年，我只能说四个字——疲于奔命。很累，真的很累，但我还有选择吗？几十号人望着我，他们知道我风光背后的无奈。我曾想过脱身，然后凭着资历在其他大公司坐一个舒舒服服的位置，收入未必会少。但我一走，公司就算不垮，也会动荡。总经理的头衔更多是一种责任。

第十年，整个工控市场虽然谈不上不景气，但也不好做，市场竞争很残酷。一家和我们合作密切的公司，虽然创立比我们晚，但之前做得风风火火，还进军APP等行业，只是由于扩充太快，竟然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就没了，这对我们触动很大。我吸收了那家公司的不少技术人员，老赵对此特别高兴，因为那些人都是码农。作为编程牛人，老赵很喜欢和这些同类生物在一起搞项目。随便说一下，这一年我们接了一个水利项目，更新水闸控制系统，但原有的设备看上去依旧很新，我也只能呵呵了。

如今是第十一年，公司还凑合吧，有吴总坐镇，管理上还行，但我们也知道吴总也有真正退休的一天，所以我们几个都在向他学习，积累经验。

迷失了初心，只是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