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研究农业与国民财富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我国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国粮食产量十连增，但是粮食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得到了国家重视，我国的农业为工业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当今世界，有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美国独立之时，曾有大约90%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而现在从事农业者仅为3%。今天，工业化国家的巨额财富和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的明显改善都是园农民的创造而成为可能，农民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当·斯密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的进步明显地影响着国民财富或经济的增长。他还特别提到，“若99 的劳动力被用来生产食品的话，那么，其它形式的消费几乎荡然无存了。”然而，通过改良土壤和精耕细作后，当一个家庭的劳动能为两个家庭提供食品时，那么，全社会劳动的一半就完全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足够的食品了。如此看来，另外一半的劳动，或者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或者说满足人类的其它需求与爱好。”至此，亚当·斯密断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农业的改进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农业与一国的综合生产率水平有某种联系。

把科学知识运用剜农业中去，无论是基础的还是应用的，都是始于近代的19世纪中叶。这以前出现的农业进步基本上都是靠农民的经验所为。虽然藐们有理由为近代世界食品供给的迅速改善而感到骄傲，但我们也术应该对以往鹃历史抹黑。大约在”1815年，即在科学和工业所提供的先进手段，不论是通过节约劳动还是通过使用增产技术手段而为农业生产作出巨大贡献之前，世界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亿。

随着某些农户所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消费所需，城市与城镇的扩大与增加开始成为可能。贝洛克的估计表明，1800年，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中有大约75%—80%的人从事农业。当时，城市人口(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大约占总人口的11%。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农村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就整个欧洲而言，除俄国与英国以外，1800年大约只有10%—13%的人口居但在五千人口以上的城镇，那时，俄国的人口只有5%—7%为城镇人口，而到一个世纪后的1897年，沙俄帝国的人口统计认为这比倒仍只有13%。美国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发现，有9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后来直到1830年以后，城市人口才超过总人口的10%。就亚洲大陆而言，19世纪中后期的农业人口比倒仍然相当大，甚至到了20世纪，这一比例仍保持着85%。1891年，印度人口统计表明其城市人口的比例还不到总人口的10%。1949年，中国的农业人口为其总人口的89%。1890年．日本还只有13%的人口生活在一万人以上的城镇。

当农业仍处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活动时，生活质量低下所带来的某些影响。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想引发人们的思考。自19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农业与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城市生活的改善与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都几乎来自于同样的源泉：各种创造发明与科技进步。我坚持认为，通过量化分析所反映出来的以粮食生产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下降为标志的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增长，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动力。而一旦工业革命出现以后，它就反过来推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埃斯特·鲍塞罗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说明了大部分有据可查的历史时期，劳动是农业生产中最稀缺的要素|数百年以来，农业的进步主要都是源于寻找节约劳动的方法，而不是节约土地。如果说土地重要，那么至少在本世纪之前阻碍欧洲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还不是土地。散百年来，粮食产量的衡量不是按每年单位土地的产出来计算的，而是以种子的产出比率来计算的。而且有充分理由说明，直到18世纪，西欧的产出／种子比仍为3或4：1，尽管当时6或7：1的比例也并不少见，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比例更高。

土地和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不违背报酬递减率的法则，该法则即使把李嘉图的模型考虑在内也仍然是可行的。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往处延伸，生产率也就不断提高。其差异在于，理在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实际边际产品时，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相关的生产函数来促使要素比例的根本转移，其程度往往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大。

农业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还反映在生产率的变化上，一般说来，在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比其它经济部门要更大。在战后至80年代-这一点尤为明显。从1967—1986年至1983-1984年期问，18个拥有按固定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数据的工业化国家中的17个，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值均超过了其它部门。未加权平均的农业年增长率为4．3% ，而其它部门只有2．6%

数百万独立经营的农民对于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反应如此积极，因而使得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其它工业部门提高的更快，这不是非常明显了吗?的确，农民已经从研究与开发、非农业投人部门的供给、道路与通信等基础设旎的改善、以及在工业化国家的高度保护中获益匪浅。

我们的结论与评价有三点：

第一，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也是人口快速增长期。虽然我不想争辩哪些变量属于内生变量，但克莱梅用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生产进步并因此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不过，无论如何，快速的人口增长没有超过0.5%。从1800–195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于发晨中国家，但在195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现了史无前倒的高增长，因而使其人平国民收人的增长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从1820年到1950年的情况看．11个亚洲国家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25%．而他们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也低，不到0．5%。但从1950年到1992年，同样这11个国家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而人口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大约3%。在1820–1950年问，中国和印度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没有达到15%。但1950–1992年闻，印度的实际人平国内生产总值却翻了一番多，而人口也增长了近3倍。

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之恩格尔消费定理的作用，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消费开支的比例都有很大的下降。1995年，美国人用于家庭食品消费开支的比例大约占全部消费开支的23%。在当时的西欧，这一比例大约在27%的低限(瑞士)至45%的高限(希腊)之间。1992年，美国消费者用于家庭食品方面的消费只占总消费开支的8 西欧的这一比例大概在12 (英国)与21 (爱尔兰)之间，总体平均为16%。就在一些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用于食品开支的比例还占整个消费支出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亚直到1976年的情况还是如此。甚至近至1992年，4个发展中国家(印度、菲律宾、苏丹、塞拉利昂)的家庭消费有50-67%是用于食品开支。 最后，很咀显地，自然资源已不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还不到总支出的1／5，其中还包括在餐馆的食品消费。美国和西欧等工业国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 。如果土地算作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一种高的估算)，那么，农用土地现在只占工业化国家资源的1．5%。

在美国，农业的全部价值相加也只相当于消费者在食品方面支付的价值的16%。如果土地只相当于农业总价值的一半，那么消费者在食品方面的总开支，包括餐馆消费在内，一共也只有8%可归功于土地的贡献。虽然土地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占有较大份额，但毫无疑问，这种份额随着用于食品消费方面的收人比倒不断减少而正在逐步下降。其下降速度有多快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水平。然而夸人奇怪的是，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粮食供给的担忧是建立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基础之上的。这显然是在重点划分上错位的。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知识与科学研究，在合理价格基础上的非农业投人的可能性，以及能够产生刺澈作用的政府政策。如果政策能为前两个因寨的获得提供保障并且又不从贸易与宏观政策上歧视农业的话，那么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奇迹。